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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弱势者的悲情自恋困境──《窗外有男天》
文：
　　澳洲电影《窗外有男天》（Head On, 1998）最令人血脉贲张或焦虑不安的部分，大概就是主角不断嗑药，并找人做爱的基进或危险性行为模式了。不过，这部电影当然不只是男同志色情片。相对地，透过蒙太奇地穿插希腊人移民到澳洲的黑白老照片，以及搬演种族歧视、家庭冲突与性倾向等问题，本片企图展现出希腊移民与同性恋作为澳洲社会边缘与弱势，所遭遇到的身分与生存困境。
　　在1973年雅典学运向希腊军政权起义而引爆血腥镇压的前后，本片主角Ari的父母和许多希腊人一样，因为国家动盪不安，而携家带眷乘坐轮船，千里迢迢地由故乡移民到澳洲。他们当初满怀希望落脚自由的澳洲，但之后却形同落入另一个不自由的牢笼：他们往往承受失根之苦，受到（比他们更白的）白种人的歧视，也很难找到中上阶层的好工作，甚至可能陷入失业的困境（例如Johnny的爸爸）。
　　年轻人Ari，则夹缠在希腊与澳洲、传统与现代的文化之间，而在身分上无所适从；其同性恋倾向更让情况雪上加霜。然而Ari并不是特例，因为就本片而言，几乎所有生存在文化夹缝中的希腊移民第二代，不管有无嗑药，都不满社会，也都厌倦自己的社群与传统文化，并且想要尽快搬离令人窒息的原生家庭。只不过，相对于有的年轻人进入了主流社会而成为听候白人差遣的小警察，有的年轻人假扮乖顺并企图藉读书或结婚而获得向父母要求离家的正当性，Ari则因为不爱读书、找不到工作、同性恋身分、不可能结婚，而看似一条出路也没有。在这种身分与生存困境下，Ari只有激烈反抗自己的长辈，并不断觅求一夜情与迷幻药物所带来的激情欢爽，却仍旧无济于改善自己的处境。
　　当然，就批判的角度而言，反抗保守僵化的性∕别道德、挑衅欺压弱势的主流社会，都无疑是必要的。然而上述Ari的行为，却既不是慎思过后对于社会体制的根本批判，更不是亲历幻见(traversing the fantasy)之后毫无保留地实践行动(act)以撼动既有论述与世界。相对地，Ari只是站在超我(superego)阴暗面的位置嘲讽、攻击社会象徵法律，因而仍耽溺于小客体(objet petit a)所提供的剩馀执爽(surplus-jouissance)，其同一性与欲望亦仍受幻见的调控，于是Ari的反抗、嘲讽、攻击终究只是（负面意涵的）犬儒情绪发洩而已，亦即只是以反抗、挑衅之姿行仍耽溺于幻见与享乐的不反抗、不挑衅之实。
　　正是因为Ari的批判不是真批判，他的思与行不免充满了弔诡与悖论。举例而言，他虽背负种族歧视污名，却也怒骂来自黎巴嫩、阿拉伯、印度、越南等地的移民；他虽渴望自我边缘身分受到尊敬与肯认，却在变装的朋友Johnny/Toula受警察逼迫脱衣羞辱时，因畏惧而不敢替他∕她出头；他虽也渴望爱情，却不懂如何去爱，甚至以强迫口交的方式糟蹋了喜欢他的Sean。于是说穿了，行为看似基进而反叛的Ari，只是任令自己陷溺于悲情的自恋之中，却既无法透过行动改善自我处境，也无能关照他者，甚至还对他者施暴。结果到了片尾，迷乱的夜晚结束、旭日再度升起，而Ari仍旧惶惶然不知所终。
　　确实，《窗外有男天》自始至终没有提出一套解决困境的方法，因而结局不免是灰暗与无望的：受到僵化体制压迫的边缘主体，虽然心中充满不满与愤怒，却仅仅耽溺于无能的犬儒攻击与悲情自恋。虽然如此，从某种角度观之，本片是否也点出了令人无奈的现实条件呢？亦即整个社会体系，包括成文的象徵法律及其惘惘的超我阴暗面，确然难以撼动；甚至于一旦象徵法律遭受违犯，淫秽超我反而更能残暴狰狞地体现出来，使陷入罪恶感执爽的主体不得不再度求助于象徵法律、认同象徵大他者的意识形态召唤，以寻求安宁与快乐。于是，不管是面对父亲也好、警察也罢，Ari难道不都是进一步、退两步的反抗吗？亦即在违抗僵死的象徵父亲之后，遭遇到逆袭归来更为狰狞的超我主人之时，Ari就只有乖乖地俯首称臣，企图回到原有的快乐原则与象徵秩序。
　　然而，社会弱势者真的就只能如同Ari在《窗外有男天》的结局一般，悲情自恋而没有出路吗？也许，本片还是有透过变装癖Johnny/Toula的行动，暗示了某种出路的可能性。Ari与Johnny/Toula为了掩护请他们抽大麻的土耳其裔计程车司机，而双双就逮进入警察局；面对白人警察命令希腊裔警察对他们的羞辱，Johnny/Toula不是如同Ari一般地由违抗转变为顺从，而是由害怕恐惧转变为不顾一切地指责希腊裔警察这样不对。Johnny/Toula明知这样不免替自己招来灾难性的后果，却依然故我，因而切切实实地实践了一次行动：摆脱既定象徵秩序与超我罪恶感而完全过渡到客体(Object)或物(Thing)的那一边，因而展现了基进的自由以及本真的主体性。虽然她终究被痛骂痛殴，但她体现出古典犬儒式的英勇无畏风范，因而与Ari的负面犬儒式进一步、退两步的抵抗全然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要真正改变体制，有勇无谋也是不足以毕其功的。例如Johnny/Toula英雌般的行动，带来的也似乎只有自己的鼻青脸肿而已（以及希腊裔警察对她施加的超我暴力）。因此，Ari在车上痛骂街上形形色色来自黎巴嫩、阿拉伯、印度、越南等地的移民，乃是从反面提醒了我们：弱势结盟与边缘连结的重要性。
　　今天，许多社会、许多人民、许多弱势主体都还陷溺在悲情自恋与负面犬儒嘲讽裡，若非惶惶然不知所终，就是透过嘲讽统治者、主流社会（或者收看嘲讽统治者的电视节目）以获取琐碎无谓的执爽。然而，只要他们仍陷溺于悲情自恋享乐与负面犬儒执爽的一天，他们就仍必然被迫承担统治者、社会体制所带给他们的压迫与痛苦。于是，我们到底是要看着窗外说「窗外有男天」，还是打破窗户，直接走向窗外寻找男天呢？这不免会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议题。